汪曾祺小说《日规》原文

时间:2016-05-26    阅读:120 次   

  
 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“北院”。北院是理学院区。一个狭长的大院,四面有夯土版筑的围墙。当中是一片长方形的空场。南北各有一溜房屋,土墙,铁皮房顶,是物理系、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办公室、教室和实验室。房前有一条土路,路边种着一排不高的尤加利树。一览无余,安静而不免枯燥。这里不像新校舍一样有大图书馆、大食堂、学生宿舍。教室里没有风度不同的教授讲授各种引人入胜的课程,墙上,也没有五花八门互相论战的壁报,也没有寻找失物或出让衣物的启事。没有操场,没有球赛。因此,除了理学院的学生,文法学院的学生很少在北院停留。不过他们每天要经过北院。由正门进,出东面的侧门,上一个斜坡,进城墙缺口。或到“昆中”、“南院”听课,或到文林街坐茶馆,到市里闲逛,看电影……理学院的学生读书多是比较扎实的,不像文法学院的学生放浪不羁,多少带点才子气。记定理、抄公式、画细胞,都要很专心。因此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时都不大声讲话,而且走得很快,免得打扰人家。但是他们在走尽南边的土路,将出侧门时,往往都要停一下: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!
  
 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!是美国种。别处没有见过。花很大,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。什么颜色的都有。白的、粉的、桃红的、大红的、浅黄的、淡绿的、蓝的、紫得像是黑色的。开得那样旺盛,那样水灵!可是,许看不许摸!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。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。
  
  高教授是个出名的严格方正、不讲情面的人。他当了多年系主任,教普通化学和有机化学。他的为人就像分子式一样,丝毫通融不得。学生考试,不及格就是不及格。哪怕是考了59分,照样得重新补修他教的那门课程。而且常常会像训小学生一样,把一个高年级的学生骂得面红耳赤。这人整天没有什么笑容,老是板着脸。化学系的学生都有点怕他,背地里叫他高阎王。他除了科学,没有任何娱乐嗜好。不抽烟。不喝酒。教授们有时凑在一起打打小麻将,打打桥牌,他绝不参加。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。可是他爱种花,只种一种:剑兰。
  
  这还是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爱好。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化学。每年暑假,都到一家专门培植剑兰的花农的园圃里去做工,挣取一学年的生活费用,因此精通剑兰的种植技术。回国时带回了一些花种,每年还种一些。在北京时就种。学校迁到昆明,他又带了一些花种到昆明来,接着种。没想到昆明的气候土壤对剑兰特别相宜,花开得像美国那家花农的园圃里的一般大。逐年发展,越种越多,长了那样大一片!
  
  可是没有谁会向他要一穗花,因为都知道高阎王的脾气:他的花绝不送人。而且大家知道,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,他的花是要卖钱的!
  
  昆明近日楼有个花市。近日楼外边,有一个水泥砌的圆池子。池子里没有水,是干的。卖花的就带了一张小板凳坐在池子里,把各种鲜花摊放在池沿上卖。晚香玉、缅桂花、康乃馨,也有剑兰。池沿上摆得满满的,色彩缤纷,老远地就闻到了花香。昆明的中产之家,有买花插瓶的习惯。主妇上街买菜,菜篮里常常一头放着鱼肉蔬菜,一头斜放着一束鲜花。花菜一篮,使人感到一片盎然的生意。高教授有一天走过近日楼,看看花市,忽然心中一动。
  
  于是他每天一清早,就从家里走到北院,走进花圃,选择几十穗半开的各色剑兰,剪下来,交给他的夫人,拿到近日楼去卖。他的剑兰花大,颜色好,价钱也不太贵,很快就卖掉了。高太太就喜吟吟地走向菜市场。来时一篮花,归时一篮菜。这样,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。他家的饭桌上常见荤腥。星期六还能炖一只母鸡。云南的玉溪鸡非常肥嫩,肉细而汤清。高太太把刚到昆明时买下的,已经弃置墙角多年的汽锅也洗出来了。剑兰是多年生草本,全年开花;昆明的气候又是四季如春,不缺雨水,于是高教授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。他的两个在读中学的儿女也有了比较整齐的鞋袜。
  
  哪位说:教授卖花,未免欠雅。先生,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!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,大后方的教授,穷苦到什么程度。您不知道,一位国际知名的化学专家,同时又是对社会学、人类学具有广博知识的才华横溢而性格(在有些人看来)不免古怪的教授,穿的是一双“空前绝后”的布鞋——脚趾和脚跟部位都磨通了。中文系主任,当代韦德娱乐1946手机版大师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,他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粗毛氆氆一口钟穿在身上御寒,样子有一点像传奇影片里的侠客,只是身材略嫌矮小。原来抽笳立克、35牌香烟的教授多改成抽烟斗,抽本地出的鹿头牌的极其辛辣的烟丝。他们的3B烟斗的接口处多是破裂的、缠着白线。有些著作等身的教授,因为家累过重,无暇治学,只能到中学去兼课。有个治古文字的学者在南纸站挂笔单为人治印。有的教授开书法展览会卖钱。教授夫人也多想法挣钱,贴补家用。有的制作童装,代织毛衣毛裤,有几位哈佛和耶鲁毕业的教授夫人,集资制作西点,在街头设摊出售。因此,高崇礼卖花,全校师生,皆无非议。
  
  大家对这一片剑兰增加了一层新的看法,更加不敢碰这些花了。走过时只是远远地看看,不敢走近,更不敢停留。有的女同学想多看两眼,另一个就会说:“快走,快走!高阎王在办公室里坐着呢!”没有谁会想起干这种恶作剧的事,半夜里去偷掐高教授的一穗花。真要是有人掐一穗,第二天早晨,高教授立刻就会发现。这花圃里有多少穗花,他都是有数的。
  
 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,蔡德惠。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,坐办公室。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、门对门。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,关系很好。
  
 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。从小学到大学,各门功课都很好。他生活上很刻苦,联大四年,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。
  
  联大学生的家大都在沦陷区。自从日本人占了越南,滇越铁路断了,昆明和平津沪杭不通邮汇,这些大学生就断绝了经济来源。教育部每月给大学生发一点生活费,叫做“贷金”。“贷金”名义上是“贷”给学生的,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永远不会归还的。这实际上是救济金,不知是哪位聪明的官员想出了这样一个新颖别致的名目,大概是觉得救济金听起来有伤大学生的尊严。“贷金”数目很少,每月十四元。货币贬值,物价飞涨,这十四元一直未动。这点“贷金”只够交伙食费,所以联大大部分学生都在外面找一个职业。半工半读,对付着过日子。五花八门,干什么的都有。有的在中学兼课,有的当家庭教师。昆明有个冠生园,是卖广东饭菜点心的。这个冠生园不知道为什么要办一个职工夜校,而且办了几年,联大不少同学都去教过那些广东名厨和糕点师傅。有的到西药房或拍卖行去当会计。上午听课,下午坐在柜台里算帐,见熟同学走过,就起身招呼谈话。有的租一间门面,修理钟表。有一位坐在邮局门前为人代写家信。昆明有一个古老的习惯,每到正午时要放一炮,叫做“放午炮”。据说每天放这一炮的,也是联大的一位贵同学!这大概是哪位富于想象力的联大同学造出来的谣言。不过联大学生遍布昆明的各行各业,什么都干,却是事实。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,极少。
  
  联大学生兼差的收入,差不多全是吃掉了。大学生的胃口都极好:都很馋。照一个出生在南洋的女同学的说法,这些人的胃口都“像刀子一样”,见什么都想吃。也难怪这些大学生那么馋,因为大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坏了!早晨是稀饭,一碟炒蚕豆或豆腐乳。中午和晚上都是大米干饭,米极糙,颜色紫红,中杂不少沙粒石子和耗子屎,装在一个很大的木桶里。盛饭的杓子也是木制的。因此饭粒入口,总带着很重的松木和杨木的气味。四个菜,分装在浅浅的酱色的大碗里。经常吃的是煮芸豆;还有一种不知是什么原料做成的紫灰色像是鼻涕一样的东西,叫做“魔芋豆腐”。难得有一碗炒猪血(昆明叫“旺子”),几片炒回锅肉(半生不熟,极多猪毛)。这种淡而无味的东西,怎么能满足大学生们的刀子一样的食欲呢?二十多岁的人,单靠一点淀粉和碳水化合物是活不成的,他们要高蛋白,还要适量的动物脂肪!于是联大附近的小饭馆无不生意兴隆。新校舍的围墙外面出现了很多小食摊。这些食摊上的食品真是南北并陈,风味各别。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鸡蛋饼:鸡蛋和面,入盐,加大量葱花,于平底锅上煎熟。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,饼在锅里煎得嗞嗞地响,实在是很大的诱惑。煎得之后,两面焦黄,径可一尺,卷而食之,极可解馋。有一家做一种饼,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,不过就是加了一点白糖的发面饼,但是是用松毛(马尾松的松叶)烤熟的,带一点清香,故有特点。联大的女学生最爱吃这种饼。昆明人把女大学生叫做“摩登”,于是这种饼就被叫成“摩登”耙耙。这些“摩登”们常把一个耙耙切开,中夹叉烧肉四两,一边走,一边吃,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文雅。有一位贵州人每天挑一副担子来卖馄饨面。他卖馄饨是一边包一边下的。有时馄饨皮包完了,他就把馄饨馅一小疙瘩一小疙瘩拨到汤里下面。有人问他:“你这叫什么面?”这位贵州老乡毫不犹豫地答曰:“桃花面!”……
  
  蔡德惠偶尔也被人拉到米线铺里去吃一碗闷鸡米线,但这样的时候很少。他每天只是吃食堂。吃煮芸豆和“魔芋豆腐”。四年都是这样。
  
  蔡德惠的衣服倒是一直比较干净整齐的。
  
  联大的学生都有点像是阴沟里的鹅——顾嘴不顾身。女同学一般都还注意外表。男同学里西服革履,每天把裤子脱下来压在枕头下以保持裤线的,也有,但是不多。大多数男大学生都是不衫不履,邋里邋遢。有人裤子破了,找一根白线,把破洞处系成一个疙瘩,只要不露肉就行。蔡德惠可不是这样。
  
  蔡德惠四五年来没有添置过什么衣服,——除了鞋袜。他的衣服都还是来报考联大时从家里带来的。不过他穿得很仔细。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,而且换洗得很勤。联大新校舍有一个文嫂,专给大学生洗衣服。蔡德惠从来没有麻烦过她。不但是衣服,他连被窝都是自己折洗,自己做。这在男同学里是很少有的。因此,后来一些同学在回忆起蔡德惠时,首先总是想到蔡德惠在新校舍一口很大的井边洗衣裳,见熟同学走过,就抬起头来微微一笑。他还会做针线活,会裁会剪。一件衬衫的肩头穿破了,他能拆下来,把下摆移到肩头,倒个个儿,缝好了依然是一件完整的衬衫,还能再穿几年。这样的活计,大概多数女同学也干不了。
  
  也许是性格所决定,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。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。到了大学三年级,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。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,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,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。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。有人问他:“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?”蔡德惠说:“干巴巴的?——不,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!”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。四年级的时候,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。一毕业,他就当了助教,坐办公室。
  
  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。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,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。蔡德惠的成绩很好,高教授还记得。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,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。蔡德惠很文静。隔着两道办公室的门,一天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。他很少大声说话。干什么事情都是轻手轻脚的,绝不会把桌椅抽屉搞得乒乓乱响。他很勤奋。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(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),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,做卡片。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,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,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,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。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,都认为他有才能,有见解,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。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。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,眼睛里所流露的,就不只是亲切,甚至可以说是:敬佩。
  
 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。当有人发现高阎王和蔡德惠并肩站在这一片华丽斑斓的花圃里时,不禁失声说了一句:“这真是黄河清了!”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。他时常担一担水来,帮高教授浇浇花;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;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。高教授很高兴。
  
 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,他很少出去走走。他交游不广,但是并不孤僻。有时他的杭高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,——他是杭州人,杭高(杭州高中)毕业,说话一直带着杭州口音。他在新校舍同住一屋的外系同学,也有时来。他们来,除了说说话,附带来看蔡德惠采集的稀有植物标本。蔡德惠每年暑假都要到滇西、滇南去采集标本。像木蝴蝶那样的植物种子,是很好玩的。一片一片,薄薄的,完全像一个蝴蝶,而且一个荚子里密密的挤了那么多。看看这种种子,你会觉得:大自然真是神奇!有人问他要两片木蝴蝶夹在书里当书签,他会欣然奉送。这东西滇西多的是,并不难得。
  
  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,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。这是一个日规。蔡德惠自己做的。所谓“做”,其实很简单,找一点石灰,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,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,长方形的正中,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,——院墙是土墙,是很容易钉进去的。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,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。这是蔡德惠的钟表。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,后来坏了,他就一直没有再买,——也买不起。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,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,不会差错。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,一半是为了看时间,一半也是为了好玩,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。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:寸阴必惜,那就不知道了。大概没有。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。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,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,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,倒是十分相称的。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,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。
  
  蔡德惠病了。不久,死了。死于肺结核。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。
  
 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。
  
  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,心里很难受。这天是星期六。吃晚饭了,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。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,汽锅盖噗噗地响,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,喷香!高崇礼忽然想起: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,他也许不会死!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。
  
  蔡德惠死了,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,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,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。
  
 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。
  
  一九八四年六月五日初稿,六月七日重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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